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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锡伦

 

打破一些成见和偏见,中国民间文学值得研究的问题很多,绝不是高校《民间文学概论》教材和‘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所能包容的。”——车锡伦

 

车锡伦,1937年生,山东泰安人。1955年毕业于山东泰安第一中学,1960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本科(五年制)毕业后,升入复旦大学中国文学史研究班,师从著名学者赵景深教授,学习中国民间文学史和中国戏曲史;并从朱东润、蒋天枢、王运熙、鲍正鹄、王欣夫等学者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系列专题和版本、目录学。1964年毕业后,先后在内蒙古大学、山东大学任教。1981年调至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和中国俗文学史及民俗学研究,为任中敏教授建立的词曲研究室业务负责人,后为研究室副主任。1997年退休后,继续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现为扬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兼任中国俗文学学会副会长、《昆曲艺术大典·文学剧目典》主编,中国戏曲学会理事、江苏省民俗学会副会长等。

车锡伦先生的学术研究继承赵景深教授的衣钵,涉及戏曲、说唱艺术(曲艺)和民间文学(俗文学)等多方面。他治学理念和实践的特点:一是注重戏曲、说唱等演唱艺术艺术形式、演唱形态的研究,同时注重相关文献的发掘、整理;二是跨学科、多角度的综合研究,三是历史文献、文本同田野调查相结合的研究。车锡伦先生在说唱文学和说唱艺术(曲艺)研究领域,用力最多的是对中国宝卷的研究。已出版的宝卷文献整理、专题研究和田野调查专著有《中国宝卷总目》(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8初版,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重编本)、《中国宝卷研究论集》(台湾学海出版社,1997)、《信仰教化娱乐——中国宝卷研究及其他》(台湾学生书局,2002)。他对中国宝卷发展过程的研究,既注重在宗教(佛教和明清各民间教派)和民间信仰活动背景上宝卷的信仰文化特征,同时又注重宝卷文本形式和演唱形态的演变及其与各个时期民间演唱文艺(戏曲、曲艺)的互相影响,开拓了宝卷研究的新领域,更正前人研究的疏漏,在国内外有关学界有很大的影响。车锡伦先生还主张从中国文学艺术发展过程的实际出发,摆脱从国外引进的概念的束缚,建立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体系,充实中国文学艺术史的内容。

代表作品

1、《中国宝卷总目》(专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8初版,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重编本):中国宝卷是至今尚未被充分发掘、整理、研究的一大宗民间文献,是继敦煌文献之后,研究宋元以来中国宗教(特别是民间宗教)、民间信仰、农民战争、俗文学、民间语文等多方面课题的重要文献。六七百年来,中国宝卷是在特殊的民俗文化背景中产生、流传、演化,及至逐渐消亡。因此,宝卷文献的整理、研究,便同一般古代文献有许多不同之处。笔者历时十五年编成此《中国宝卷总目》,现将有关宝卷文献的几个问题介绍如下,中国宝卷渊源于唐代佛教的俗讲。宋代,原来集中于寺院、庙会中的说唱文艺形式大部份转移到勾栏瓦子中演唱,但佛教寺院和僧侣仍保留向俗来讲经说法的活动。对后世宝卷发展影响较大并广泛流传的《销释金刚科仪》(明代又称《销释金刚科仪宝卷》。

2、《中国宝卷研究》(专著,广西师范大学2009年版):中国宝卷是在宗教(佛教和明清各民间教派)和民间信仰活动中,按照一定仪轨演唱的一种说唱文本,演唱宝卷称作“宣卷”(或作“念卷”“讲经”)。宝卷及其演唱活动,既是古老的,也是现实的,在中国民间文化史上,已经延续发展了近800年。

研究感悟

车锡伦:我对中国宝卷的研究

伦按:拙著《中国宝卷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陆续获得了中国文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届山花奖·民间文艺学术著作奖”,中国俗文学学会首屆“中国俗文学研究郑振铎学术奖”著作类一等奖,教育部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人文社會科學)一等奖,中国大学出版社图书奖第二届优秀学术著作一等奖,于是,一时本人成了有些媒体追逐採访的对象。时在病中,挂水吃药,无力一次次向记者们说明什么是“宝卷”?回答、解释他们提出的各式各样的“问题”。于是,只好整理出这样一篇略带“自吹”的文字,供记者们参考。有的问题,实在难以回答,比如:“你为什么不顾名利研究宝卷?”一再追问之下,本人回答:“读书人的良心。”这句话是實話,能被理解吗?能见于报导吗?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开始关注宗教和民间信仰问题。那时,长达十年的“文革”动乱已经过去,人们对过去高喊的“口号”和价值观念进行反思,同時出现了信仰危机。具体表现为,不论在城市、农村,各式各样作为“四旧”被“破”掉的“迷信”活动,都重新活跃起来。为了同“本职”教学(古代文学)工作不太脱离,我选择了古老的同宗教和民间信仰活动结合的民间演唱文艺的调查和研究。这样的选择,也同我受业师赵景深先生(19021985)和前辈关德栋先生(19202005)的影响,不赞同当时占主流地位的民间文学理论限定的中国民间文学的概念和范围有关(参见钟敬文教授主编高等学校教材《民间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想用个人研究的实践,表达对这一问题的突破。这些调查研究没有经费支持,因此都是在业余就便进行,开始涉猎的方面很多:民间宣卷、传统的说唱道情、苏北的“香火神会”“神书”和“香火戏”、太湖流域的“赞神歌”等,后来比较集中在宣卷和宝卷方面。2009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宝卷研究》是我近三十年研究中国宝卷的最终成果。

我对中国宝卷的研究正式开始于1982年。按照前辈关德栋先生委托,我订出了編纂《中國讲唱文学丛钞》(第一辑十种)的计划,同时由我承担《宝卷丛钞》、《道情丛钞》的编纂。这一计划主要是为了实现郑振铎先生(189819581932年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 自序》中提出“寫一部比较的足以表现出中国文学整个真实的面目与进展历史”的“文学史”的要求,为向来不被研究者重视的讲唱文学研究,提供有關的基本文学作品。“丛钞”的编纂,因出版社计划改变而夭折,但我对宝卷的研究继续下来。由于宝卷发展史上与民间秘密宗教(“道会门”)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个课题在当时很“敏感”,不仅不可能得到经费支持,做起来既要避免“触雷”,也要绕过一些人为设置的障碍。

民间文学(俗文学)研究一向被学界(特別是古代文學研究領域)不重视(看不起),所以,一开始我就决定严格按照传统的治学方法研究宝卷,即从历史文献的整理和了解前人研究的成果入手,取得第一手的资料。文献整理的成果,后来编成了《中国宝卷总目》(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8年初版,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出版修订版)。该书的“前言”,便是《中国宝卷研究》第一编第二节“宝卷文献的几个问题”的初稿。對當時看到的每一種稀見的寶卷,我都顺手做了詳細的筆記,《中國寶卷研究》第五編“寶卷漫錄”選收了27篇。对前人研究成果,我尽量找来认真阅读,为此,同国内外的宝卷研究者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已故前辈李世瑜先生、日本研究中国宝卷的专家泽田瑞穗先生等,都给我积极的支持。据日本朋友介绍,泽田先生很难接近,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便亲笔题赠他的专著《增补宝卷の研究》(东京,国书刊行会出版,1975),后来又答应授权我翻译了其中的部分章节(《宝卷的系统和变迁》,与佟金铭合译,载《曲艺讲坛》,第三期,天津,1997;后附录于拙著《中国宝卷研究论集》,台北,学海出版社,1997)。20016月,我应邀作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访问学人,从尽量肯定前人的研究出发,作了专题講演《中国宝卷研究的世纪回顾》(修改稿附录于《中国宝卷研究》之后)。

比前辈有利的是,我对当代留存的民间宣卷活动进行了广泛的田野调查。这些调查,不仅对现实存在的宝卷演唱活动及其社会意义有亲身的体验、感知,可以进行深入地研究,开拓了宝卷研究的新局面,同时与历史文献的研究相结合,取得了以今证史的作用。1985年起(至2000年)我兼任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利用去各地开会、工作之便,顺便选“点”普查了吴方言区仍存在民间宣卷活动。其中对江苏靖江的“做会讲经(宣卷)”做了重点调查,1988年发表了最初的综合性的调查报告《江苏靖江的做会讲经》(《民间文艺季刊》,上海,1988年第3期),此后跟踪调查二十年。除了陪同海外专家前往外,几乎每个暑假我都要去靖江,吃住在“佛头”、“斋主”和学生家中。《中国宝卷研究》中第二编第六章“江浙吴方言区的民间宣卷和宝卷”,在宝卷历史发展的地区性研究中写得最充实,就得利于这些调查。《中国宝卷研究》第三编“田野调查研究报告”是20多年来已经整理出来的调查研究報告,包括江苏靖江“做会讲经”的综合报告“江苏靖江的做会讲经”(详细的“报告”,已经拟出“大纲”,可惜没有完成,也不可能完成了!所以,我将有些材料补充到这篇综合报告中,并附录“关于靖江做会讲经的几个问题”)和“醮殿”、“破血湖”(附录苏州地区“缴血湖”的简单报告)两个仪式的专题报告;“江苏苏州民间宣卷和宝卷”(以苏州同里宣卷为中心,“附录”邻近的“浙江嘉善县大舜乡的民间宣卷和宝卷”报告);“江苏张家港港口镇的做会讲经”报告(附录“江苏常熟做会讲经和宝卷目”)等,它们都是吴方言区的宣卷活动调查,對北方的念卷,由于没有经费前往做田野调查,则仅写出了山西介休念卷和寶卷的简单报告。我写田野调查报告,坚持一个原则:凡没有调查清楚、沒有把握的事项,概不写入报告。由于没有经费支持和一些人为的障碍,难以做全面、完整地的调查,所以,至今有些报告没有整理出来;已经发表的“报告”,有些更像调查笔记或结合历史文献作的调查研究报告。

我在宝卷文献整理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进行宝卷历史发展的专题研究,起步很迟。19966月应邀参加台湾大学中文系举办“中国文学的多层面探讨国际会议”,提交的论文《中国宝卷的发展、分类及其社会文化功能》,是我首篇对中国宝卷概述性的专题论文,它也是《中国宝卷研究》第一编第一章“宝卷概论”的初稿。同年,我申报的“中国宝卷研究”被批准为“九五”国家社科规划重点课题(批准号96AZW020),得到研究经费2·5万元。从此,我才开始对中国宝卷历史发展做系列的专题研究,1997年满60岁,按章奉命退休。

 1996年起,我先后四次应邀成行赴台湾学术交流,在台湾大学国文系,中研院文哲所、史语所,和台湾政治大学、世新大学、东吴大学、台湾艺术大学、戏曲学院、花莲教育大学、逢甲大学、高雄师范大学、佛光大学等高校有关的系、研究所做讲演20余场,多数是讲宝卷;在台湾先后出版了《俗文学丛考》(台北学海出版社,1975)、《中国宝卷研究论集》(台北学海出版社,1997)、《中国宝卷总目》(中研院文哲所筹备处,1998初版)、《信仰教化娱乐——中国宝卷研究及其它》(台北学生书局,2002)、《民间信仰与民间文学——车锡伦自选集》(台北博杨文化,2009)等。《中国宝卷研究》的书稿整理出来,出版困难。我不愿再拿到台湾出版,在内地没有经费“协作”,直到2009年才得出版,距我最初研究宝卷已近30年!这样一个漫长的研究过程,使我有机会对这本书的内容做不断地修订、补充,使它构建的体系充实、可靠。

我对中国宝卷的研究,遵循的方法是“实证”。这是时贤所说郑振铎先生首倡的“俗文学学派”治学的基本方法。我所依据的材料,除了大量发掘历史文献资料外,超越前人的是用了大量的田野调查的資料(同时也参考了时贤的一些调查)。由此,对前辈和时贤的研究提出了许多不同见解,更多的是对前人未曾涉及的问题作了探讨。《中国宝卷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大致可归为以下几点:

一、为“宝卷”定义,为初涉宝卷研究的学者提供了进入宝卷研究的门径,搭起一座可靠的平台。

中国宝卷研究是一个涉及问题相当多的跨学科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课题。上个世纪80年代中叶后的“文化热”,曾带来“宝卷热”,人文学科的许多研究者都觉得自己的研究课题可以同宝卷联接起来。但是,90年代中叶后,“宝卷热”就“退烧”了。认真的研究者发现:前人的宝卷研究,没有搭起一个供研究者参考的扎实的“平台”,问题多多;个人所接触到的宝卷文献,难以支持作深入的研究,因而知难而退。2005年以后,民间宝卷被纳入“非遗”,仍遗留宝卷演唱活动的地区的文化部门,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搜集整理”、出版本地区的民间宝卷,竞相申报列入各级“非遗”名录,但研究跟不上去。很简单的一个问题:什么是宝卷?许多研究者仅是抄袭郑振铎先生的推论,根据自己接触到的一点寶卷資料加以发挥。

面对现存数以千计、又很难看到的宝卷文本,初涉宝卷研究的学者往往不知如何入手?我也经历过这样的过程,深感必须为初学者交代:“什么是宝卷?”“如何进入宝卷研究之门?”在《中国宝卷研究》“自序”中便為此做了交代:

 中国宝卷是在宗教(佛教和明清各民间教派)和民间信仰活动中,按照一定仪轨演唱的一种说唱文本,演唱宝卷称作“宣卷”(或做“讲经”、“念卷”)。

宝卷渊源于佛教的俗讲,产生于宋元时期。它是佛教僧侣用忏法的形式讲经说法、悟俗化众的宗教宣传形式,在民间佛教信徒的宗教信仰活动中演唱。明代正德以后,各新兴民间教派均以宝卷的形式编写布道书,宣卷又成为这些民间教派信徒的宗教活动。明末清初,宣卷发展为广大民众参与的民间信仰、教化、娱乐活动,在南北各地流传,至今在江浙吴方言区和甘肃河西走廊的某些农村中仍在演唱。从现存的宝卷文本看,宗教宝卷的内容主要是宣传教理,并伴随信徒的信仰活动,唱述修持仪轨,是宗教经卷,不是文学作品;民间宝卷则主要是演唱文学故事,宣扬因果,倡导劝善。在说唱形式方面,早期的佛教宝卷、明清的教派宝卷和清及近现代的民间宝卷,既有继承性,也有发展变化。

由于宝卷历史发展和内容方面的特征,一方面宝卷成为研究宋元以来的宗教(特别是各种民间教派)的重要文献;同时宣卷和宝卷又被视为一种民间演唱文艺和说唱文学体裁,纳入中国俗文学史(民间文学史)和说唱艺术史的研究范围。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现代学者便主要从这两个角度对宝卷进行了研究。

我是把宝卷作为一种历史的民俗文化活动和说唱形式进行研究的。在探讨宝卷的渊源、形成和发展过程及宝卷的演唱形态等问题时,注意它们同宗教和民间信仰活动的关系,阐明其信仰文化的特征;同时,又视宣卷和宝卷为一种民间演唱文艺和说唱文学形式,探讨它的历史发展和演变的轨迹,它同其它民间演唱文艺的关系。研究的对象,侧重于文学宝卷;研究的内容,侧重于宝卷演唱形态和演唱形式的历史演变。《中国宝卷研究》第二编“中国宝卷的历史发展”,便是按照上述原则,对宝卷的形成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区域性做的系统研究。为后来的研究者搭起了一个“平台”,同时展示了极大的后续研究的空间。

    二、更正、修订和补充前辈学者郑振铎、李世瑜和日本学者泽田瑞穗先生研究的错误和疏漏。

    前人关于中国宝卷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著名文史学家郑振铎先生在《中国俗文学史》(193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中正式将宝卷纳入中国文学史研究的范围,并给与高度的评价;著名民间宗教学家李世瑜先生(19182011)五十年代结合对民间秘密宗教宝卷(和经卷)的研究而对郑振铎关于宝卷起源的质疑(《宝卷新研——兼与郑振铎先生商榷》,载《文学遗产增刊》第4辑,1957)和对江浙民间宣卷的调查(《江浙诸省的宣卷》,载《文学遗产增刊》第7辑,1959);日本著名汉学家泽田瑞穗(主要研究中国宗教、民俗和俗文学)的增补本《增补宝卷の研究》(日本东京国书刊行会1975年出版)是研究中国宝卷的第一部专著。我的《中国宝卷研究》更正、补订他们研究的错误和疏漏,主要体现在对宝卷的形成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的认定方面。如:

㈠郑振铎先生在《中国俗文学史》中提出“宝卷是变文的嫡派子孙,‘谈经’等的别名”等推论,没有提出任何文献根据,没有详细的论证,至今仍被许多人和词典辗转抄袭。本书在第二编第一章“宝卷的渊源”用文献实证,明确提出宝卷渊源于佛教的俗讲,与南宋瓦子中的“讲经”(谈经)等无关。

㈡泽田先生曾提出宝卷形成与佛教的“忏法”有关,由于他将所谓“原初宝卷”(应为早期的佛教宝卷)同“古宝卷”(实为明代民间教派宝卷)混为一体,故不能做具体的比较研究。本书第二编第二章“宝卷的形成及其演唱形态”,结合前贤的研究,鉴定了产生于宋元时期的三本宝卷和此期净土宗忏法《三时系念佛事》的演唱形态,以此为根据,指出宝卷产生于宋元时期,“是继承佛教俗讲讲经说法的传统和佛教忏法演唱过程仪式化特点而形成的一种新的说唱形式,是佛教徒在宗教活动中按照严格的仪轨进行的说唱行动的记录文本”(第8889页)。

㈢本书第二编第三节“明代的佛教宝卷”,通过大量文献勾辑,鉴定明代产生的二十余种佛教宝卷,就其内容特点、演唱活动做了介绍。修正了前辈李世瑜先生认为明正德(约1500年)以前未出现宝卷之名和不存在佛教宝卷的结论(见《宝卷新研—兼与郑振铎商榷》,1957)。

㈣ 本书第二编第六章“江浙吴方言区的民间宣卷和宝卷”、第七章“清及近现代北方民间念卷和宝卷”两章,根据发现和鉴定的大量宝卷文本和田野调查的资料,说明历史上宗教宝卷向民间宝卷的转变在明末清初已经出现,乾隆以后有较大的发展,更正了李世瑜认为清同治、光绪才出现“后期宝卷”(《江浙诸省的宣卷》)、泽田瑞穗提出清嘉庆以后是“新宝卷”的时代(《增补宝卷研究》)和民国年间是“新创作读物化宝卷时期”的推论。

三、本书对宝卷艺术形式同各个时期民间演唱文艺的互动和影响的研究有较大的突破。

这是因为我在研究宝卷的同时,也在对中国民间演唱文艺史、俗文学史(涉及戏曲、说唱文艺、民族音乐和民间故事、歌谣小曲等)同时在做研究。比如,明清民间教派宝卷和早期北方民间宝卷演唱形式最大的特点是插唱“小曲”,研究者一般都泛泛指出它们是“词曲”。我在在《中国宝卷研究》第二编第五章“明清教派宝卷中的小曲”中,选择了52种演唱小曲的宝卷,摘出它们所用小曲的曲调,确认它们插唱的是明清流行的“时调小曲”:用统计学的方法,找出最常用的二十余种曲调;用归纳和分类方法,找出它们的来源和演变;用比较的方法,指出它们形式的特点和对明清小曲的传播及对其它民间演唱文艺的影响。这一章附有大量文献资料,为后来者研究民族音乐史、戏曲史开拓研究的空间,提供了方便。作为单篇长篇论文,它最初发表在台北《汉学研究》201期(20026月)。

四、对清及近现代民间宝卷地区性的研究和对当前“非遗”民间宝卷发掘、整理、出版的建议。

郑振铎、泽田瑞穗诸前辈,受所见宝卷文本的限制,都没有进行宝卷地区性的专题研究。《中国宝卷研究》对清及近现代民间宝卷地区性的研究,是建立在对宝卷历史发展阶段性、系统性的认识和对宝卷文献的发掘、宝卷文本的地区性鉴定以及对当代现存宝卷演唱活动的田野调查基础进行的。因此,能够指出清及近现代南、北方民间宣卷和宝卷发展的脉络,指出它们之间既有密切的联系,在内容和形式上也有明显的地方特征。(见本书第二编第六章“江浙吴方言区的民间宣卷和宝卷”、第七章“清及近现代北方民间念卷和宝卷”)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特别是民间宝卷被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各地纷纷搜集整理、出版本地的宝卷。由于片面强调本地宝卷的“历史久远”,基本上都自称本地的宝卷是“变文的活化石”(“活化石”之说,本身就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而忽略了宝卷整体的历史发展,跨越七、八百年间先后出现的前期佛教宝卷,特别是明清民间教派宝卷在内容、形式和社会功能方面的特殊性,本书第二编第八章“明清民间教派和教派宝卷(经卷)在甘肃地区的流传”,就是为了证明河西地区宝卷同内地宝卷同源同流的关系;第三编第五章附录“田野调查不能胡编乱造”,指出江苏张家港地区宝卷发掘中编纂者胡编乱造,给进一步研究可能造成的难题。

《中国宝卷研究》对各地整理、出版民间宝卷中出现的混乱现象,比如,把许多没有纳入口头文学传统的清及近现代民间教派(道会门)宣传教义和修持仪轨的经卷,也当作“非遗”宝卷;混入火居道士使用的一些已入《道藏》或藏外的道教经卷,以及其它一些问题,没有多做具体的评论。但在第三编第四章特别加了一节“对民间宝卷发掘、整理和出版的建议”。为了推进对清及近现代民间宝卷的地方性的研究和发掘整理,在有关章节提供了经过初步鉴定的地区民间宝卷目录,如“山西流传民间宝卷目”(第257259页)、“甘肃河西地区流传民间抄本宝卷目”(第260367页)、“江苏常熟流传宝卷简目”(第405414页)等,提供研究者进一步研究。

 我从事宝卷研究三十年,其间遇到的困难,时贤可能难以想象。比如,克服某些人为设置的障碍,受到刁难甚至威胁;为了探明某个问题,或读到一本难得的宝卷文献,往往要经历数年的时间;在农村田野调查中,步行十里、二十里是经常的事,乘农民经营的摩托三轮被甩出车外;1997年去山西介休调查当地的“念卷”,为了省出回程的路费,在介休火车站候车室里“住宿”两夜。……

这类困难,现在不存在了。但是,进入宝卷研究,如何将个人的选题定位?如何对待前人的研究成果?这要把握准,否则会走弯路、误区。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在《中国宝卷新论》(载《东亚人文》第一辑,学林出版社出版,2008)结尾部分,特别提出了“宝卷研究的误区和空间”,可供参考。我提出:开拓宝卷研究,“关键在于须要认真读些书,认真做些田野调查,这是超越前人研究必须做的事。田野调查要实事求是,下结论要有实证”。对前人认真作出的研究成果,不能轻易否定,要仔细找出作者结论的依据。

我在《中国宝卷研究》“自序”中说:“总结笔者20多年来的宝卷研究成果,大致停留在‘是什么’的层面上,深入地探討,期待于后来者”。 我看到近年来的几部优秀的宝卷研究博、硕士论文,尤其是音乐学者研究宝卷的论文,虽在涉及宝卷历史发展的整体敘述上仍有缺陷,但都是认真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探讨,扩展了宝卷研究的领域,是宝卷研究可喜的的成果。

(本文转自车锡伦先生的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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